GEB 的作者侯世达给大西洋月刊写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：Gödel, Escher, Bach, and AI
故事是这样的，一个他的读者让 GPT-4 以第一人称写了一篇《Why Did I Write GEB》，然后发给侯世达本人看。侯世达读了之后，被震惊和愤怒所驱使写了这篇文章，主旨思想是：
这他妈的哪里有一丁点像我？
（我有时候看朋友拍的我的照片也有这个感觉。
侯世达的愤怒当然可以理解，但有一说一，这个思路本身——让 GPT-4 根据它对 GEB 的理解来倒推作者的写作动机——本身可能就有固有的障碍。创作是一个概念上不可逆的过程，用高斯的话说，就像狐狸在雪地上走路，高明的狐狸几乎总是会把自己的足迹清扫干净。即使在社交网络这么近距离的交流环境里，我也经常遇到完全不理解「我为什么要写xxx」的评论，更不用说 GEB 这样一本相当古典的著作。再考虑到 GPT-4 读入的很可能不是 GEB 的原文而是网络上各种读者的评价，这里的误读就又增添了一个维度。这就像你根本没看过一部电影，只凭着豆瓣影评来推测主演的表演思路一样。
但侯世达自己的结论：「如果它被广泛接受，它将破坏我们社会——我的意思是整个人类社会——赖以生存的真理的本质。」并不是我想说的。
事实上，这里有个典型的六经注我的问题。如果 GEB 只是侯世达本人的 GEB，那他当然有无可争辩的权威。但众所周知，像 GEB 这样的著作最终总会脱离作者，而成为有独立生命的存在。如果你考虑到 GEB 这本书的主题，就会意识到恰恰是侯世达本人和 GEB 这本书本身尤其不可能避免这个命运。
如果你接受侯世达只不过是种下 GEB 这颗种子的那个人，而 GEB 终将在人类的信息汪洋大海里长出自己的模样，那 GPT-4 对它的误读，或者说对它的误读的误读，都是这段旅程里有机的一环。如果你接受朱子的春秋并不等同于孔子的春秋，那 GPT-4 眼中的 GEB 无论多么变形和可笑，也只不过是一段新的枝杈的蹒跚起步。这里的症结在于 GPT-4 作为一个信息的插值器过于劣质，对 GEB 这样一个像程序一样的精巧结构的把握能力相当于一年前的 MidJourney V1 对人像的理解水平：好像是懂了，又好像没懂。但仅仅一年之后，MidJourney V5 已经远远超越了人们最乐观的预期。文字当然比图像更困难，GEB 尤其困难，但我们并不确定这种困难对神经网络来说是不可逾越的。
我并不是说几年后的 GPT-8 就能写出一篇更为侯世达本人认可的《Why Did I Write GEB》——既然创作是一个概念上不可逆的过程，这大概永远无法实现——但也许，也许，我们能看到某个版本的 GPT 能给 GEB 的自我指涉循环展开一个新的有意义的维度。
甚至侯世达本人可能也能看到那一天。（希望能。